无法定义的病态

该吃药了，看在她护士帽下翘起的马尾的份儿上，我不想发火，这是她一分钟之内的第三次催促了，事不过三，要在以前，我一巴掌就把她手里的水杯打到地上了，不过我只打了两次他们就把我的双手给铐上了。你的病很严重，不吃药要出人命的，那时的护士还不是她，能这么恶狠狠地威胁我的，一定是个膀大腰圆的老护士，像我这种咬紧牙关不松口的病号她见多了，所以下手一点不客气，捏着我的腮帮子掰着我的下巴颏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几个白色药片塞进我的牙缝里，水杯接着就来了，一口水灌进去，后背上猛地挨了一巴掌，嘴里的水卷着药片咕咚就咽下去了。我没有病，你们搞错了，苦涩已经在我嘴里洇开，我扯着嗓门喊着，可是他们已经转身离开，不再看我一眼。我真的没病，我知道这种辩解苍白无力，别说让医生护士相信，就连我的同事们也不会相信，对我来说，现在早已不是听其言信其行的年代了，无论是谁，他们看到我身上的病号服，就会认定我是个病人，不是病人谁愿意穿着这玩意啊。他们从来不会去追究，到底我是因为生病才穿上病号服呢，还是因为穿上病号服才被他们当做病人。他们会说，真正有病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。就我所见，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，但也绝非无懈可击。我见过不少讳疾忌医的人，他们以为自己健康得就像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，如果有通晓望闻问切的人在看了他们的脸色之后，用尽可能委婉的说辞劝告他们要保重身体，感到不舒服的话要及时就医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，他们颇不以为然地摆摆手，再不想听到类似的丧气话。但是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，话既然说到这里，不妨挑明了吧，这句话暴露了一个真相，他们认为我有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如果这样的说法过于抽象，那举出一个例子可以让它更容易理解。比如大家都在熬夜加班整理材料，有人赞叹着说，看看我们的工作态度，多么催人奋进，是不是？本来我累得快要睁不开眼了，听他这么问，就叹了口气说，这种状态其实不好，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工作效率太低了吗？一句话扫了大家的兴，没人再说话了，这时的眼神交流变得很微妙，有人狠狠瞪我，像是在说，有病吧你，他们的眼神交汇，眨巴着眼睛互相使着眼色，那意思也很明显，这家伙有病。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，大家终于达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，这家伙真的有病。他们说的家伙当然是我，我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有几次用开玩笑的语气当面对我说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，你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？我一直以为自以为是是个很大的毛病，并尽力不让这种毛病在自己身上发生，但我也做不到像圣人一样闻过则喜，所以我对他们的这种貌似玩笑的指责认真思量了一番。如果他们认为的我有病这个命题是成立的话，那就是说他们是健康的，因为有病的对立面是健康，在有病和健康之间并不像在黑色和白色之间还存在那么多的中间色，甚至连亚健康也不能独存而应该归入有病一边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有病是个伪命题的话，那么有病的就应该是他们。但是两相比较，他们人多，而我只是一个人，如果我认为多数人都有病了，那我才是真的有病，所以我只好接受一个推论，那就是我才是有病的那个人。这个结论让我稍感沮丧，因为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对未来满怀憧憬，现在突然成了病人，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啊。此时能安慰我的，只有我与生俱来的乐观了，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白眼、冷眼，至今还能活得快活，靠的就是那一簇时而弱小时而熊熊燃烧的火苗了。它安慰我说，人活在世间，难处那么多，怎么会不生病呢，医院的大门向你敞开，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精湛的医术和先进的设备，也许他们可以证明你其实是健康的呢。我知道很多时候乐观都带有盲目性，它会掩盖潜在的危险，等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它悄无声息地逃遁而去，把一个烂摊子留给轻信它的人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人，于是我来医院，对所有的身体部位做了最精密的检查，结果显示正像乐观事先安慰我的那样，完全健康。其他科室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了，我只说说我在精神科的遭遇。我告诉医生，很多人都说我有病，我怀疑自己患上了孤独症，或者受迫害妄想症，或者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病。医生看着我笑了，后来他才告诉我原因，这时他只是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让我做出详细回答。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，他脸上的笑容让我感到亲切，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最后他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让我看，完全健康，并且解释说，真正的病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病的，所以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没有病，但是你需要休息，需要放松，需要和周围的世界达成一种可接受范围内的和解。只要确认我没病，其他事情都不是问题了。我无需逢人就把我的检查结果拿出来给他看，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倒像是我在结果上造了假，为了证实一件事却变成了证伪，这显然和我的初衷相背离，而且医生说了我没病，按照之前的推论，那就该是他们有病，现在重新审视一下，我决定收回此前非黑即白的武断二分法，也就是说我没病，他们也没病，有病的是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光，是我们的心态。想到这里，一种喜悦之情油然而生，就像侦探破解了一桩盘根错节的疑案，就像作家在一篇得意之作的最后画上了句号，就像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终于望见了目的地，我笑得很开心，也许这就是医生说的，我和世界和解了。当这些想法在我脸上翻卷出洞透真相的欣慰笑容时，我正站在写字楼的落地窗前，推开窗玻璃眺望着大雨初霁的午后那一抹纯净的湛蓝，从窗口涌进来的新鲜空气让我有一种沐浴身心的感觉。你怎么了，一位同事在身后问我。我回过头，笑容还在脸上，我没事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笑容吗，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惊讶，他向我挪了两步，像是想要确认什么，你真的没事吧。我摊开双手向他证明，我真的没事。他把手臂搭在我的肩上，准确地说是箍住我的脖子，把我从窗边拖开。快叫救护车，他一边使劲摁住我，一边朝其他同事喊道。医院辗转之后我被送到了这里。我说什么都没人相信，我的所有辩解都被他们当成谵妄的胡言乱语，如果我的情绪稍稍激动，那位医生模样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会扭头对身旁的年轻人说，看，已经有了攻击性倾向。我只好不再说话，好像我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。没有人来探视我，这大概是孤僻最大的坏处，就是平时你可以万事不求人，可是当你需要有人来为你打通与外界的联系时，你才发现根本没有人会想起你。不是想起你，是想起我，在那间斗室里，要解救自己，我靠不了别人。第一个疗程的用药让我安静了许多，也迟钝了许多，我要靠着回忆往事的细节，并不停地自言自语来保持自己的记忆力和表达力，铐着双手做不了俯卧撑，我就做平板支撑，我希望自己出去时是个从里到外真正健康的人。医生也说我的疗效很明显，让我继续配合，我说能不能把镣铐摘掉，他说不着急，等等看吧，会摘掉的。马尾小护士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管护我的，在院方看来我正在康复，但在我的体验上却比以前要糟糕，这当然是用药造成的后果，第二个疗程之后也许会更糟糕，所以我需要有所行动了。在她的第三次催促之后，我张开了嘴，让她把药片倒进我嘴里，再用一口水把药片送下去，我再次张开嘴，让她验看我嘴里已经空了，这样她才算完成工作，可以放心离开。我背转身，把压在舌头下或夹在口腔内壁某个褶皱里的药片吐出来，这是我从哪部电影里看到过的情节，我绞尽脑汁也没能想起来，但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，多看电影还是有好处的，说不定它会在哪个时刻成为人生指南。而这个小伎俩让我的头脑开始渐渐恢复清醒，头疼偶尔还会发生，我要表现得越来越好，争取早日离开这里。第二个疗程要结束时，医生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一个期盼已久的时刻蓦然降临时才会有的感觉。感觉不错，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，我斟酌着词句，嗫嚅着说。医生脸上一丝不易觉察的表情还是被我捕捉到了，我的敏感让自己都感到惊讶，这不是个好兆头。快了，医生对我说出两个字，马上转头吩咐小护士说，这不是个正常的结果，他应该对这里更依恋才对，开始第三个疗程吧，一定要监督他用药。好吧，我只好咬牙坚持下去了，下一次我知道该怎么回答了，但愿不要再有波折。东驼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