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平时在家并不注意穿着。我抓着什么就穿什么,我常常一连几天都穿着睡裤,我还喜欢法兰绒的衬衫,旧的汗衫或便装,简单的衣服等。我一出门,就要穿上惹人注目、欢快明亮、制作考究的衣服,但在家里或者录音室里,则穿什么都行。我很少佩戴首饰——差不多没有——因为它们总是碍我的事。偶尔的,有人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,情我是领了,但东西常常不知被我放到何处,有时就被偷了。杰基·格利森曾送给我一只美丽的戒指,她从手上摘下来送给我的,但结果却是被偷走了,可这并不真让我感到懊恼,因为真正的情意比其它任何东西都重要,那是无法偷走的,戒指只不过是物质上的东西。真正能使我快乐的、我最喜爱的是创作与表演,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,我喜欢尽力去做一些事,希望人们承认它们并喜欢它们,这时我才觉得很美好。因此,我最崇敬欣赏艺术,我最崇拜米开朗基罗,崇拜他能一心一意把心血用到艺术上去,他的心里很清楚,有一天他会死去,但他的作品会流芳百世。你在西斯廷教堂看他的天顶画,你可以看到他的汗水,看到他的心血。有一次,他差点毁了他的作品再重新开始,因为他追求完美。他说:“如果酒坏了,那么就倒掉吧。”我看着他的作品,忘了自己身处何处,那些生动的作品把你深深抓住,感染着你,你可以感到艺术家的心声。摄影也是这样,一张好的照片可以深深的打动人,它的含义是很深很深的。前面我说过,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,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多变化。我们得知,那晚有四千七百万人观看了汇演,很明显,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去买了《颤栗》。到一九八三年秋为止,共销售出八百万张唱片,远远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希望的超过《疯狂》销售量的指标,这时,弗兰克·迪莱奥说他希望我们再拍摄一部录像或短片电影。很明显,下一个单独发行的唱片和录像便是《颤栗》了,这可以为导演提供许多素材,使录像拍得长些。事情一决定下来,我就马上知道了该请谁做导演。一年以前,我曾经看过一部恐怖片,叫做《在伦敦的美国人狼》,我知道,导演此片的人约翰·兰迪斯若为《颤栗》做导演,那一定再好不过了,因为《颤栗》的含义跟这部影片很像,也很适合与约翰·兰迪斯的口味。于是,我们和约翰·兰迪斯联系上,请求他来做导演,他答应了下来,并提出了拍摄录像所需的经费,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。影片的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,结果,没过多久,约翰·布兰卡给我打来了电话,他是我的律师,我最亲密的好友,也是最有价值的顾问。早在制作《疯狂》的日子里,约翰就和我一起工作了,事实上,他帮了我许多大忙,当《颤栗》发行开始而我没有经理时,他为我管理了不少事务。他是极有才智和能力的人,可以胜任任何工作。当时,他打来电话,很着急,因为拨给《颤栗》的,所以,我口袋里的钱将会加倍的滚滚流出了。但这次,约翰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妙的主意,他建议,拍摄《颤栗》的同时再拍一部由别人资助的记录片,是关于《颤栗》的制作的。看起来,以前还没人这么干过呢,我们都觉得这将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记录片,同时又会有人帮我们付那增加的开支。没多久,约翰的主意就成了现实,他找到了“音乐电视台”和“黄金时间”电视网来付这笔开销,《颤栗》完成以后,维斯朗公司又负责了录像带的出版工作。记录片《“颤栗”制作花絮》的成功很令我们震惊。它的盒式录像带卖出了一百万盒,直到现在,它仍保持着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音乐录像带的记录。